反之，立法规定的东西已经超出了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怎能谈得上是干预呢？更何况，干预还需要经过正当化，一个超出了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立法又如何对其进行正当化呢？所以，笔者更加认同学者Ruck的观点，如果一个形成不适当，也就是没有发挥功能，并不具有干预的性质。

[57] 假如涉案的规范性文件并不具有任何权威性的因素，那么就意味着没有理由限制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程度。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非是意图用权威性审查框架来替换合法性审查框架，而是希望以权威性框架来引导不同层次的合法性审查。

比如在作为法律问题表现之一的不同法律原则之间的衡量中，行政专业知识和长期实践积累起来的行政经验对于进行正确的衡量来说不可或缺，惟其如此才能较为合理地平衡好不同的利益。第二，行政的权威性同样对司法具有一定的功能，它可以避免不同的法院选择不同的政策，同时它也可能代表着更加合理的决定。不过理论权威的内容独立性从表面看似乎有一些奇怪，理论权威正是因为其专业性而获得，为何又与内容无关？解释这一点并不困难，产生理论权威性的乃是一个主体在抽象层面上所拥有的知识与技能，而非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判断。具体来说，规范的权威性包含有内容独立性、取代受影响者自治状态以及有利于受影响的主体三个特征。郑新强不服厦门市人民政府土地房屋行政登记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厦行终字第110号行政判决书等。

[55]原因或许不难猜测，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属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机动车驾驶人在获得驾照之前也曾对此问题进行过学习。[52]卞京英、赵世奎：《北京金星鸿业电梯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朝阳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不服安全监察行政处罚案——电梯运行事故中相关法律责任的认定》，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年第2辑。片面强调抽象所有权的资格说，对于具体和特定的自然资源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并未给出它自己的答案。

在实证法上，关于发现和先占取得所有权，从各类自然资源单行法到物权法均未作明文之规定，但法学学者、裁判法官及身为立法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均支持自由先占取得。[44]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草拟机构对自然资源立法的此等公开检讨，以及楠溪江渔业资源承包纠纷案，足以证明在自然资源产权划分、使用权主体确认、征收或征用补偿及权利救济措施设置等方面，自然资源单行法普遍存在立法定位有误、规定模糊不清等缺陷，并在实践中引发适用困难、争议频仍等不良后果，亟待重新审议和从速修订。第154条规定继承权应依照民法之规定受保障。双方由此展开了漫长的司法诉讼，官司最终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这一原则主要是一个政治性的价值判断，并不具有严格的规范性意义……就规范分析而言，宪法的这一条并不具有太多的意义。正因为立法者破坏现行法秩序及废止基本权利的沉痛教训殷鉴不远，所以施米特才对制度性保障理论给予体系化并不遗余力传播之。

规制说认为，规制模式的核心在于：既要维护市场的公平性，又要戒备与民争利的攫取型资源财政体制之生成，强调作为一种规制国家的负责性、公共性，最终共同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现我国基于平等之自由的政治道德与宪法精神。他说：在国家内部，不可能存在自然团体或有组织的团体的基本权利。本文认为，用制度性保障理论来解释宪法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更为合理正当，而从国家所有条款的制度性保障功能出发，就不难对乌木案等事案例给出更具有自洽性和说服力的解决方案。该案中的承包水域涉及到95个村庄，十几万居民，其中经常性捕鱼的约90-120人，而承包合同完全未照顾到沿江渔民的权益，导致1999和2000年沿江渔民与承包商之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冲突，有人因之身负重伤，有人因此受到刑事制裁。

[44] 参见朱康对：《共有资源开发的产权缔约分析——温州市楠溪江渔业资源承包的个案研究》，载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4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162页。毕竟，所有权是一种绝对的支配权，在具体如何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问题上立宪者无权亦不必横加干涉，此其一。[58]气候条例第1条声称，本条例是根据气象法等法律法规而制订的。[13] 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于是，就有了修正版的新国家所有权说。然而，此等判断尚过于抽象，不够具体。

因为物权法上的此等规定完全是照搬野生动物保护法（该法第3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所以有学者称物权法上的此等条款为照抄型法条（参见前引12，葛云松文）。[4]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5页。

在着手解释法律规范时，首先应该探寻法律规范字面文义背后的价值目标。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分配各种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并保障权利主体的自然资源物权不受侵犯，此乃制度性保障说的基本要点。[61] [德]萨维尼：《论占有》，朱虎、刘智慧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在施米特看来，有了此等宪法规定，那即便具有分赃和扈从性质的议会活动造成了国家解体之后果，公务员也不受任何影响。国家所有权具有私权和公权的二重性，受私法和公法共同调整，是一种特殊的混合法律关系。（五）所有制说 追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入宪的历史，将财产权的宪法史分为人权财产权和国家财产制两个阶段，从而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作国家所有制解释，这种分析方法看似别出心裁，实则不然。

对于自然资源立法中的缺陷与不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不但供认不讳，而且指出此等单行法保障不力之根源，在于立法本身主要立足于方便行政管理而非权利保障。2.制度性保障的核心在于使自然资源能为国民公平地享有与使用 如上所述，制度性保障的原初含义侧重于保障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但在基本权利保障愈来愈精致化的二十一世纪，制度性保障不能再止步于保障基本权利之核心内涵，而应该致力于对基本权利予以更为全面的保障。

关于自然资源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订了《森林法》（1979年试行，1984年，1988年）、《草原法》（1985年，2002年，2013年）、《渔业法》（1986年，2000年，2004年，2009年，2013年）、《矿产资源法》（1986年，1996年）、《水法》（1988年，2002年）、《环境保护法》（1989年，2014年）、《煤炭法》（1996年，2011年，2013年）、《气象法》（199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2013年）、《海域管理使用法》（2001年）和《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年）等大量涉及自然资源分配、使用及保护的单行法律，已然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体系。如果继续固守自然资源的公共财产色彩，结果只能是现行的偏重于国家管理权力的自然资源立法不断得到强化，而国民对自然资源物的所有权或利用权空间则随之被窄化、矮化，并处于保障力度相当有限的不稳定状态。

这些保障仅仅间接地服务于基本权利的原则，其本身并非‘基本权利。（2）立法者被要求须发展多数人的自由事实上得以实现之法秩序。

结   语 自然资源是人类财富和生活之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之起点及基础，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个人在财产法领域的自由更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平均分配。[35]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首先，资格说仅仅指出抽象的国家对自然资源拥有抽象的所有权资格，至于自然资源具体的取得、占有、使用主体分别是谁，它并没有回答。

[47] 参见杨建顺：《行政诉讼制度实效性的期待与课题》，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3期。尽管多数学者并未使用制度性保障理论，但他们均认同该解释理论的核心主张，即国家应该建立并健全合理分配自然资源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国民能正当合法地享有自然资源物。

因而，对该条款应当作制度性保障解释。结合其他宪法条款可知，此条款的价值目标在于作为主权代理人的国家负有保障自然资源得到公平分配和有效利用，防范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采掘，并治理由不当利用所造成的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

于是，问题就在于当地镇政府对这批乌木到底有没有当然的所有权，亦即被掩埋于河道淤泥中的乌木是不是真正的无主物。遗憾的是，国家所有权说、公权说、资格说、所有制说、规制说等有关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解释学说，均未曾认真对待该宪法条款的价值目标问题，使其解释囿于望文生义之一隅。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不但要求立法者对自然资源建构多层级的法律制度体系，而且该制度体系的构造必须符合基本权利保障的现代宪法要求，以使国民能够公平地获取自然资源物，并对之切实享有所有权、用益物权等权益。是故，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公权说不宜提倡。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制度性保障要求当地人大以相关上位法规定为依据，通过制订地方性法规来具体分配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正因为如此，台湾有学者认为，此属于典型的对制度性保障作广义理解之故，此等广义地运用制度性保障，实有将之与基本权利的组织和程序保障等同视之之势。

[5] 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20-321页。我们认为，将自然人也就是一般民众排除出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的范围，于法理不足，于自然资源自古以来承载民众利益、可以由民众享有直接利益的情形不符。

[38] 薛军：《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中国语境与制度传统》，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关于宪法第9条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解释，除上述五种较有代表性的学说外，还有其他一些尚未充分展开的观点如立法形成说等等。

对于此等宪法规定，施米特认为它们提供了维持一支职业公务员队伍的保障机制。本文认为，应该结合宪法第9条第2款、第13条和第26条等条款，来评鉴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价值目标，然后对之作制度性保障功能解释。